深圳商报北京3月5日电 针对老百姓看病难、看病贵，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再次问政“医改”。今天下午广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，钟南山建议目前可利用大量的医保基金结余，建立医疗、医保、医药“三医联动”的体制，来大力提高公立医院的公益性。

　　医生应该是医改的主力军 

　　“看病难、看病贵是否得到缓解，紧张的医患关系是否得到改善，医务人员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工作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，如果以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的话，这五年医改没有明显的突破，有些地方甚至更差了。”钟南山开门见山地说。

　　钟南山表示，这三个问题主要都集中在大医院。检查多、处方多，因而看病贵；排队时间长、看病时间短，沟通少、交流少，医患关系难改善。中国医院协会数据显示，73.3%的三级以上医院都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，以“暴力伤医”为关键词搜索，百度显示有740多万条的网页链接，是排在“雾霾”之后的第二大健康事件。

　　“抛开医生搞医改，莫让医改变‘改医’，”钟南山代表以这句话作为他今天发言稿的题目。他表示，医生应该是医改的主力军，美国的医改首先征求医生的意见，医生的意见决定了医改的方向。但在我国的医改体制下，有些医改方案使医生的收入减少，很多医务人员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希望，还在社会上进一步受到歧视，如何能实现医改破冰？

　　医生大部分收入来自医院创收 

　　临上会前，钟南山代表调研了广州所有的三甲医院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医生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医院本身的经营收入，而非政府投入。“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的，而中国的医生是靠卖药、用设备、开检查来生存的。”

　　他表示，2012年这些医生的平均账面收入是41077元，包含劳务、各种补贴等在内的实际平均收入是176320元，201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6042元和190006元。账面收入来源于政府投入，以此可以算出，2012年和2013年政府投入占医生总收入的比率仅为23%和24%。钟南山认为，大多数国家医生的平均收入比社会平均收入高4到6倍，考虑到我国国情，广州医生比社会平均收入高2.8倍到3倍的总收入相对合理，但收入来源的分配却极不合理，“政府投入占比连四分之一都不到。”

　　“这是典型的国有民营制的运作模式，政府只是给一些政策，医院为了保证运营，必须扩大收入来源。”钟南山说，这些来源包括药品差价、诊治更多的常见病，甚至增加检查项目、开大处方等，从而造成了看病难、看病贵，引发医患矛盾。

　　医务人员劳动价值被低估 

　　“诊疗服务是医生的核心价值，但在我国被忽视。”钟南山举例说，日本1974年开始实行医改，推出“医药分家”措施，到1990年医生平均诊疗收费比1974年提高12倍，日本的医改由此成功，但在我国诊疗收费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。

　　诊疗费低反过来促使医生多收治病人，“医院还给医生设立了多项指标，比如不达到看病的数字要扣奖金，换句话说医生看病人数越多越好，一个医生在半天内要看五六十个病人，哪有什么沟通的时间？”钟南山表示，医患关系紧张的八成原因是缺少沟通，他现在每个星期还查房一次，集中全院六、七个科室的医生花一上午的时间去讨论，解决三个病人的问题，但这个时间如果用来看普通病和常见病，收入可以高二三十倍。

　　为了增加收入，大医院还热衷于扩大床位、设立分院，理由是充分利用资源、帮助居民就地解决诊治问题，但是，一方面造成医生疲于奔命，另一方面却与基层医院争治常见病、多发病。

　　医改应该以尊重生命为原则 

　　“民生民生，生命最珍，要体现对健康医疗的重视首先就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投入。”钟南山说，政府在制定医改政策时，不能用抓经济的思维去指导，医改应该以尊重生命为原则。我国2005年到2012年对健康事业的投资从占GDP的3%左右增长到5%左右，但世界平均水平是8.2%。

　　钟南山认为，只有解决医院的公益性，才能解决医生收入的合理性。我国人口众多，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可能马上兑现，应该在医保上挖潜力。目前城镇医保由社保部门管理，由于社保部门不承担医改责任，造成一些政策对医改形成了掣肘，比如政府部门希望医保不要超支，将结余多少作为绩效考核，2012年末我国城镇医保累计结余资金高达7644亿元。钟南山建议，可将这些医保基金结余用于提高公立医院公益性，建立起医疗、医保、医药“三医联动”的体制，由卫生部门来统一管理。“以中国的方式解决医改这个世界难题，希望广东能走在前面。”钟南山说。（来源：深圳商报）